吴法宪回忆：我的囚徒生活
吴法宪回忆：我的囚徒生活
秦城监狱囚徒生活
吴法宪
吴法宪：秦城监狱岁月
在1976年的岁末，即12月31日的午后，宋参谋向我传达了即将迎来新年的喜讯，并建议我们提前洗去一年的尘埃，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春。听闻此言，我欣然整理好换洗衣物，并备齐了毛巾、肥皂等洗浴用品。当我踏上车辆时，却发现宋参谋并未同行，他特意指派了一位排长及三位战士与我结伴前往。
步入浴室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水管皆已被冰封。尽管他们用柴火燃烧了一个多小时，水温依旧未达标。我提议暂且延后洗澡，待明日再做安排。然而，看守人员却坚决不同意，于是他们堆起了厚厚的木柴火堆，命我先烤烤火。漫长的等待后，两个水龙头终于解冻，我得以勉强洗了个温热澡。
“这是上级的安排。”
夜幕降临，我们踏入楼宇，副连长一见面便言：“今夜或有地震，请勿登楼，在此歇息用餐，饭食正在准备中。”我察觉到事态异样，却无奈受制于人，无计可施。直至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他们当时正上楼翻检我的物品，因此不允许我上去。
餐后不久，团政治处的主任便告知我：“今夜将有‘中央首长’与你进行交谈，请做好出发准备，穿上衣物以防着凉。”我心中暗想，“中央首长”主动找我谈话，或许意味着即将迎来解放？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。
踏出家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两辆停放的吉普车以及一辆警卫车。政治处主任与数名警卫同行，他们正坐在前排的吉普车内，而我有幸被安排在中间的那辆。宋参谋则占据了司机旁的座位，我则坐在后排，两侧各有一位警卫员相伴。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警卫车，车上搭载着大约一个排的部队成员。
“确实有首长希望与你对话，地点位于北边。至于具体位置，前方的政治处主任或许知晓，我们对此也不甚明了。”
抵达沙河大桥时，夜空中悄然升起一轮明月，道路的轮廓也因此变得明晰。至此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车辆正驶向秦城监狱。随着距离监狱的日益缩短，我的猜测愈发确凿：此行目的，显然是把我送入秦城监狱。
临近午夜十二时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宏伟的城堡，铁门与高耸的围墙巍峨壮观，其上悬挂的电网红灯闪烁。踏入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二十余辆各式车辆，心中不禁暗想，这恐怕是将我们黄、吴、李、邱等一众人都集中于此了。
这正是声名显赫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监狱——秦城监狱。该监狱始建于解放初期，在苏联人的协助下进行设计建造，其关押的对象大多是曾经的我党高级干部。
踏出车厢，我便被数人引领至一座大楼的二楼，一进北面的牢房。这牢房不过十步长、三步宽，内设一张约两尺宽、四尺长的“床”，上面已被铺设妥当的棉被与褥子。一人上前指示，命我坐于床榻之上。不多时，又有数人步入，其中便有押送我的宋参谋与一位副连长。与此同时，外头的走廊上人群熙攘，喧闹声此起彼伏，让人难以辨识其言辞。
步入的几位人士中，其中一位是监狱的负责人，看上去级别不过连职，这正是宋参谋口中提及的“中央首长”。他对我宣告道：“中央的决议是，你们需前往秦城监狱进行学习、反思与改造，并务必遵守此处的各项规定。”
紧接着，他们便对我所携带的物品展开了交换，并对我的全身进行了彻底的搜查。他们首先夺走了我的手表和腰带，接着又将我衬裤的裤带剪断并取走，连衬衣上的钮扣也被无情地剪下。同时，洗脸盆、牙刷、缸子、牙膏等个人用品也一一被没收。他们还将我箱中的物品悉数倒出，逐一登记并带走，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。
发现他们竟然将我的牙刷和牙膏带走，我不由得询问：“咱们现在该用何物刷牙？”
答：“用牙粉。”
问：“用什么缸子？”
答：“用洋瓷碗。”
问：“用什么系裤子？”
缝两短带。
问：“长裤呢？”
答：“同样用短带子。”
问：“给看报纸吗？”
给《人民日报》及《红旗》杂志。
问：“可以看书吗？”
“您可借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、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以及各类小说。”
问：“可以听广播吗？”
“本处尚无此类规定。未来，我们有望增设有线广播设施，但截至目前，尚未实施。”
不等我继续追问，那位管理员便断然说道：“无需再问，今后的一切事宜，都将由我们全权负责安排。你只需接受所分配给你的，若有所缺，便是无可再求，追问亦无济于事。你必须严格遵守监狱的管理制度与各项规定。”
经过一番搜查，他们示意我稍作休息，随即关上了那扇厚重的铁门和木质大门，随后便离开了。我独自一人被封闭在室内，头脑昏沉，血压攀升，四肢冰冷，胃里翻江倒海，恶心欲呕。没有手表，也无法得知心跳的确切次数。就这样，我整夜未眠，直至黎明的曙光悄然来临。
……
我难以理解为何要将我安置于此。若毛主席、周恩来在世，他们绝不会将我送至此地。五年间，所有事实已反复审查，难道事实的真相还不够明确吗？我未曾参与所谓的“政变”，也未曾反党或反对毛主席，难道这些事实还不够充分吗？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我没有深思熟虑，盲目地执行了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及当时中央的指示。在这件事上，包括汪在内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行为，恐怕与我相差无几，他们内心应该也有所认识。
……
自十五岁投身革命，我追随共产党、毛泽东同志，历经数十载的风雨硝烟，拼搏奋斗，面临过无数危险，考虑过种种后果，时刻准备为党的伟大事业献出一切。然而，我未曾料到，为了党的使命，竟需要以如此“献身”的方式，坐上共产党人自己的牢狱。沦为全党共弃、全国共唾弃的巨大败类，忍受种种屈辱，遭受如此折磨。
若将这段经历与满门抄斩、灭九族的惨痛命运相比，我已是相当幸运。这一切并非天意或地运使然，纯粹是个人际遇不佳。我虽联想到谭震林所言的“三个不该”，却未必认同其全部观点，诸如“不该参与革命、不该追随毛主席、不该活到六十岁”，我并未完全同意。毕竟，即便不投身革命、不跟随毛主席，我也可能走上绝路。然而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我认为其中有一个“不该”，那就是不该投身中央工作。至于该怪罪于谁，我心中亦无定论。
既然你们意图置我于死地，那便随我而去吧！
他们为我安排了血压测量与心电图检查，却对我只字不提结果。我恳求医生给予安眠药物，却遭到了拒绝，最终他们为我注射了一针。即便如此，我依旧无法入眠。随后，他们为我输注了一瓶液体，到了晚间，我终于沉沉睡去。在那之后，我滴水未进，粒米未沾，连续两天都保持着这样的状态。直至一月三日，他们开始显得有些焦急。他们端来一碗牛奶，强行喂我喝下，并再次为我注入了葡萄糖。这才使我从迷蒙的状态中苏醒过来。
晨曦初露，我于十一点钟缓缓睁开双眼，心中涌起一丝对食物的渴望，情绪亦逐渐归于平静，意识到生存的必要。午餐时分，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和一碗清新的白菜摆在我面前，我尽情享用。夜幕降临，两个馒头和半碗萝卜送到床前，我同样一扫而光。饱餐之后，本想安眠，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于是，我向医生请求安眠药，他递给我一粒速可眠，待我服下后，方才离去。然而，药物并未发挥预期效果，我仍旧无法成眠。再次请求医生施以一针，以便能休息一日。经过约两小时的波折，医生于深夜十二点至，为我注射了一针，这才让我得以安眠。
一月四日，清晨我便早早醒来，然而管理员还是让我多休息，直到七点钟饭时间才将我叫醒。他向我说明，从今往后，我可以在走廊间自由活动，待天气渐暖，我将有机会走向户外。同时，我牢房外的铁栅栏将不再上锁，而仅是内部的那扇木门会关闭。
此后，除了每日三餐及必要时刻开启的牢门之外，其余时段牢门始终紧闭。我蜷缩在这狭窄仅一米宽的囚室中，四周一片漆黑。相较于卫戍区，这里的条件相去甚远。然而，为了生存，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洗清自己的冤屈，我下定决心，无论遭受何种苦难，都愿一一承受。我的思绪不再纷扰，专注于保持身体健康。于是，我在囚室中不断活动肢体，坚持早睡早起，每日在囚室内挥动手臂进行锻炼，餐后则在室内行走一千步。“放风”时刻，我便在走廊上来回踱步，持续一个小时。至于饮食，无论何种食物，只要能够维系生命，我便将其摄入腹中。
抵达秦城，我们的名字随之消散，仅剩编号。我的编号是“七六O二”，或许意味着我是一九七六年入狱的第二人。心中揣测，“七六O一号”或许归属黄永胜。然而，即便在秦城监狱度过五年时光，我们未曾有过一面之缘。无论是囚室之内，还是在“放风”时刻，我未曾目睹其他“囚犯”的身影。这仿佛是一个仅由看守与我构成的世界，与外界完全隔绝。至于这所监狱究竟关押了多少人，我无从得知，但似乎人数不少。监狱设计之精妙，竟然使得彼此难以相见，堪称一绝。
于是，我的思绪逐渐归于平静，对于所遭遇的不公与冤屈，我坚定了信念：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我都将坚韧不拔地继续生活。
收音机遭没收，广播声不再入耳，学习英语的计划也随之中断。书籍亦尽数被剥夺，无一可得阅读。为打发时光，亦为维持心智的清醒，我便将每天分到的《人民日报》从头至尾仔细研读。不久，我又获得了简装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便一遍又一遍地深入研习。
在牢记房里，钢笔、毛笔、铅笔什么都没有，写字也写不成了。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，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，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。当他看到我写的是“毛主席语录”时，就告诉我，不准在地上写字，更不准在墙上写。
牢房内空旷无桌凳，墙壁上亦无钉痕，我的衣物与餐具皆置于地面，不时有虫蚁穿梭其间。用餐之际，方才洗净。狱中配有一塑料水壶，每至送餐时，便为我注入热水。另有一小盆，用以放置洗脸毛巾、牙刷与牙膏。洗衣亦此盆为之，然衣物不得外出晾晒，只得挂在铁门之上，任其自然阴干。牢房中央有一小池，上设有水龙头，洗漱事宜便在此进行。至于大小便，亦均在牢房内解决。
在那年的三月，我首次获准在楼下的小院中自由活动。他们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，精心划出一个五尺方圆的场地，指示我绕着它行走整整一小时。漫步其间，我发现院子里布满了坑洼，其上覆盖着简陋的草垫，坑内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张木板床。我揣测，这些或许是唐山地震后，用于安置“犯人”的临时居所。
当我步出大楼之际，目光所及之处，一排高耸的围墙映入眼帘，其上并无顶棚，外围设有铁门，皆已上锁。起初，我猜测这或许是关押“犯人”沐浴之所。然而，不久后得知，此处实为“放风”区域。原来，“放风”时分，彼此之间皆难以窥见他人。这些“牢房”每间面积约为五平方米，墙体高约七至八米，厚度在七十至八十厘米之间，内部长满了青草。每排大约有十五至二十间。此外，围墙顶端还修筑了走廊，相互连通。两名哨兵在此看守“犯人”，另有流动哨兵穿梭巡逻。
每当“放风”之际，一位管理员便押送一名“犯人”至“放风室”，随即闭锁房门，自行离去。待至“收风”时分，复返而开启房门，令“犯人”返回原处。“犯人”皆携带一把小马扎，若需休憩，亦可就座小憩。
通常气候宜人的日子里，每日上午我会有大约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得以“放风”。然而，若是星期天天气不佳，便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偶尔，因管理人员的疏忽，他们遗忘了对“收风”的执行。记得在1977年8月的一个午后，我被拘禁在室内长达五个小时之久。直至开饭时分，发现我并未在列，方才询问我的去向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正值炎炎夏日，下午阳光直射，室内酷热难耐，我浑身汗水淋漓。所幸从四点起，有一堵墙能遮挡部分阳光，否则我恐怕早已中暑。事后，管理员向我解释称是“疏忽所致”。由于用餐时间已过，我不得不以冷饭充饥。
那是一个五月的日子，管理员告知我，我所在的牢房即将进行修缮，他们打算将我迁往北楼。我的床铺和物品都将随之迁移，待修缮完毕后，我再将返回，整个过程预计需时三个月。就在那天午后，他们把我转移到了北楼三楼东侧的一间屋内。那层楼仅我一人居住，于是放风时，我便在走廊上来回踱步。走廊长度约五十米，放风期间可以开启窗户进行通风，却不得踏入院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愈发渴望能一睹院落风光。终于，他们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至八点，下楼至院子里活动半小时。院子里满是梨树，树上挂满了硕大且繁茂的梨果，然而，我们这些“犯人”只能饱览其美，却无法品尝。
那是一个午后，我自发地清理了院落中的杂草，众人见状，纷纷劝我莫要太过劳累。这便是我自踏入秦城监狱以来，首次听到的如此体贴的言语。第二次整理草丛时，我未能及时发现，不慎触碰到树荫下的马蜂窝，身上多处被蜇，头上更是鼓起了好几个大包。他们随即请来医生为我救治，这让我感到了一丝慰藉。
北京七月、八月的气候炎热难耐，那炽烈的阳光直射进屋内，将墙壁烤得如同火焰般炙热，房间内简直无法久留。于是，我请求走到走廊上透透气。最终，他们也同意了我的请求。我心中喜悦，毕竟三楼楼层较高，上下楼梯颇为费力，我也不想频繁下楼，走廊上的空气流通让人感到格外舒心。偶尔在走廊上散步，当大雨将至，那凉爽的风吹过，让我感到无比畅快。
“鉴于你独居此楼，需铺设一段漫长的广播线，待你重返旧地，我们便会为你安装。”
步入一九七七年的八月尾声，时日已逾三月。我遂询问，是否应当回归旧居。他们答复，计划迁往西边的一栋新楼，声称那儿的居所刚刚修缮完毕，条件亦颇为优越。然而，我心中尚存疑虑，毕竟过往被骗的经历让我难以轻易相信他人。
两个星期后，我接到通知需搬迁新居。抵达目的地后，果不其然，新居的面积竟是我前所居室的近两倍。我依旧位于三楼，这里有十个宽敞的房间，而我所分配的居所位于中央。屋内设有一间小巧的洗手间，采光充足，得益于房屋刚刚翻新，卫生状况极佳，尘埃稀少，蚊虫绝迹。相较之下，我之前的居所里蚊虫横行，身上满是叮咬痕迹，因此，新居的环境让我倍感舒适。
我坚持要求将先前使用过的床板搬至此处，他们欣然应允。此外，他们还提供了一张小巧的桌子，我得以在其上撰写文稿、进餐。桌下还设有一个空旷的抽屉，足以容纳碗筷。饮食条件也有所提升，偶尔还能品尝到美味的包子与饺子。
“你了解彭德怀吗？”我回答：“当然认识。”他又说：“彭德怀已经离世了，你有所耳闻吗？”他还将贺龙平反的消息等资讯告知于我。
某日，他告知我：“你的党籍已被剥夺，你有所察觉吗？”我顿时感到震惊，头脑发昏，愣了整整五分钟，竟无言以对。我坚决反驳：“这绝不可能，自‘文化大革命’以来，被囚禁者未曾有过党籍被剥夺的情况。而且，如此重大的事，从未向我们公开透露。为何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此决定？这难道符合党章的规定吗？”见我情绪激动，他试图安抚我，称只是听闻他人所言，并让我保持冷静。随后，他离开了牢房。
这段话语在我心底植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我日夜思量，疑惑这消息的真伪。两天后，我忍耐不住，向管理员求证：“听说我们被开除党籍，这是真的吗？”管理员反问：“这消息您是从何而来？”我回答：“是一个哨兵告诉我的。”管理员追问：“他是什么时候告诉您的？”我告知：“三天前的上午。”管理员坚定地说：“他纯属胡言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。”
自那午后起，那名哨兵便从我视野中消失，而其他看守对我的态度亦随之发生了转变。我深知此事恐怕难以善了，或许会波及到那位哨兵。皆因我当时的处理过于草率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一日之隔，我不再独居于三楼，被迫转移至二楼中央的一间囚室。尽管环境与之前相仿，我的内心却波澜起伏。我向管理人员询问原因，却见其态度骤变，直言：“我们依需对你的行为进行约束，你只需听从安排，无需多言！”伴随这番话，其他看守人员的表情亦随之生变，往日的和善笑容不复存在。
自此，我汲取了沉痛的教训。由于我在处理事务时考虑不周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，尤其是那位哨兵可能因此受到了惩罚。我无从知晓他的名字以及此刻的行踪，唯有在此向他深表歉意。
半月光景过后，便至一九七八年的四月，两位身穿军装的访客突然造访，手持一张纸条向我传达了一则消息：“自一九七三年的党的‘十大’起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人已被开除党籍。”他们未透露自己的身份和所属单位，亦未多言半句，转身便离去。我们自一九七三年失去党籍，直至一九七八年，才被告知此事，不过是既成事实的简单确认而已。
在秦城监狱的岁月里，我共度了五年又九个月。从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，我瞬间沦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实施专政的“囚犯”，这种巨大的身份转变令人瞩目。在此之前，我对我国监狱系统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，包括其中的规矩繁多以及对待囚犯的方式。经过五年在秦城监狱的囚禁生活，我才逐渐深入地了解这里的状况，才真正认识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“犯人”的身份。
踏入秦城，便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踏入牢门的那一刻，除了看守人员，外界的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。看守人员仅于送餐时分才会开启牢门。那些前来送餐的人，面容冷漠，只在门外大声喊一声：“打饭！”再无其他言语。偶尔能听到门外脚步声，却不见人影。牢门上设有小孔，门外之人可窥见你，而你却无法望向外界。偶尔医生出诊或护士送药，虽能见到他们，但除了询问病情，再无其他交谈。他们看完病便即离去。提审往往突然降临，一名看守人员猛地推门而入，高声宣告“提审”，你便不得不随他们前往一间屋子。只见墙上赫然写着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八个大字。对面的专案组成员一字排开，录音机旁还有几名记录人员。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他们突然发问，语气严厉，言辞犀利，不时拍案以示威严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情况，他们只是在恐吓他人。
完成审阅任务后，随即便需着手撰写材料，然而，纸张与笔具的领取却需经过专案人员的严格审核。纸张的发放亦是限量，管理人员会询问你需要多少，一旦确定数目，便会当众逐一清点。若纸张不足或书写过程中出现损坏，便需重新提交申请，待获批准后，管理人员才会再次为你点数发放。在撰写材料的过程中，往往因缺乏桌椅而不得不就地铺开纸张，长时间的伏案书写使得腰酸背痛、头晕眼花，但即便如此，写作的任务亦不可拖延。
踏入牢房，仿佛陷入绝境，上不达天，下不接地，仿佛无路可逃。然而，即便心怀死志，亦难以成行。他们想方设法杜绝自尽的可能，不仅钢笔、手表、眼镜、铅笔等物被剥夺，就连衣物上的扣子，以及裤带、鞋带等，亦被悉数收走。服药需在监视下进行，缝补衣物亦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上交。我年事已高，视力不佳，加之一只手残疾，加之牢房内光线昏暗，穿针引线对我来说尤为艰难。衣物破损之处繁多，我的动作亦异常迟缓，几乎每次都超出规定的时限，每次都难免遭受责骂。
“现已下班，无人可寻，你就将就少吃一顿吧。”我则急切地说：“我此刻饿得难以忍受。”
那位哨兵对我颇感同情，他特地外出了一趟，直至午后，终于为我带回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只撒上少许盐分，示意我用餐。
于秦城监狱之中，我们日常餐饮所用的，乃是一色的搪瓷碗与铁质汤匙，筷子则被明令禁止。刷牙时，牙膏亦不可用，每月仅发放一袋牙粉作为替代。此外，每月定量发放半块肥皂与一卷卫生纸，而洗衣粉则每年仅有一袋。由于缺乏晾晒之处，衣物往往需在“放风”时段携带至户外晾晒，却需待至夜幕低垂后方能取回。
在狱中，每月仅有一次理发的机会。日常生活中，刮胡子是被严格禁止的。在理发日，推子会一扫而过，将头发的连同胡须一同剃净。每位囚犯的理发时间仅限一分钟，理毕便自行返回牢房清洗。每一次理发，都会让我们的全身沾满头发。
沐浴通常每半个月进行一次。沐浴之后，囚犯们得以利用指甲刀修剪指甲，但这一便利仅限于五分钟。由于众多囚犯共用同一把指甲刀，它已变得磨损不堪、污渍斑斑，难以有效剪裁指甲。
夏日炎炎，囚室之内蚊虫横行，苍蝇亦肆虐不止。每至星期，监狱便施以“敌敌畏”进行消杀，然此举往往事与愿违，蚊蝇未灭，自己却因浓烈药味而呼吸困难。入夜，成群结队的蚊子依旧纷至沓来，夜夜咬得人不得安睡，周身皮肤亦被咬得溃烂不堪。而到了冬季，纵有暖气设备，但供应稀少，室内温度仅维持在八至十度，寒冷异常。
“我的耳朵不好，听不见。那是在战争中耳朵受了伤。”管理员冷笑回应：“你是囚犯，是反革命分子，还摆什么老资格？”
于“放风”途中，犯人不得随意环顾四周，目光必须直视前方，严禁左右或后顾。此路段需穿过一座庭院，院中种植着各类果树与蔬菜，然而一旦目光触及，即刻便会招致斥责。“放风”期间，严禁任何物品带入牢房。牢房内仅配备维持生命之必需品，简陋至极。牢房内并无座椅，仅有马扎一个，犯人出入皆需依靠此物。
那个炎热的1977年夏日，我被囚禁在三楼之上，屋内温度攀升至令人窒息的四十度。我多次恳求，希望在日落时分能开启牢门，让一丝凉风得以流通，然而他们坚决不予理会。直至我中暑晕倒，方才同意每日为我开启牢门十五分钟。在囚室中，获取一丝新鲜空气显得异常艰难，因此每当“放风”时刻来临，仿佛便是踏入天堂。我日思夜想，渴望能在“放风场”多逗留片刻，多吸一口清新的空气。然而，这一切终成泡影。每日，时间未至，“收风”的号角便提前吹响，而每当风雨交加，更是剥夺了“放风”的特权。
牢房内严禁吸烟，我踏入囚室时随身携带的十三包香烟，很快便被他们悉数没收。他们以十六元人民币的代价将烟“暂存”于他们手中。起初，他们曾允许我花费一元购买水果糖，然而此后便对此严加禁止。牢房中不提供茶水，唯有白开水可以饮用。尽管过去数年一直饮白开水，但我也已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。
在春节前夕，监狱内的生活条件会得到短暂的提升，我们得以享用几份鸡肉和去刺的鱼肉。然而，随着新年的到来，这一切便告一段落。管理人员纷纷返乡与家人共度佳节，我们仅能分得一些剩余的饺子充饥。
在狱中，看守对所谓的“囚犯”多以斥责代替引导。“囚犯”若有任何想法，唯有向看守倾诉，然而大多情况下，他们的声音只能石沉大海。若你胆敢多言一句不合其心的话，即刻便会被转移至一间狭窄至极的囚室。该牢房仅七步长、四步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良好表现，方可获得宽敞囚室的更换。然而，至于为何会有此变动，却从未得到任何解释，唯一的要求便是服从命令。此外，囚室内安装有监控设备，无论囚犯们如何行动、如何交谈，都逃不过看守的耳目与视线。
秦城监狱在医疗方面有着显著的优点。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确保我们不会轻易丧命，以维持“活口”的存在。监狱内设有小型门诊部，配备了各学科的医生。一旦“犯人”感到不适，便可随时上报，请求医生诊治，医生便会即刻前来，并提供按时服用的药物。此外，狱方每半年为我们进行一次全面体检，每季度抽取一次血液样本，检查前一日便会通知，要求我们当天早晨空腹。在上级的批准下，我们还有机会前往北京市内的大型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。